10平方米的空间，“挤进”了3排顶天立地的书架。书籍、手稿、资料、剪报，从脚下直到头顶，堆满了小小的书房。

窗前，一把放大镜、一副老花镜静静地“躺”在故纸堆中。磨得锃亮的边缘闪映着窗外婆娑枝叶的光影，似乎那双微微颤抖的手还将继续拿起它们，一起巡视这座“宝藏书房”。

一切都是往常的样子，唯独，那个日复一日伏案忙碌的老人不在了——2024年7月24日，我国公共管理学、政治学界的泰斗和领军人物，被誉为“中国MPA（公共管理学硕士）之父”的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逝世，享年105岁。

而这间见证了夏书章世纪人生的书房，也首次将它的“宝藏”公之于世。

“宝藏”里的那些年那些书

“父亲生前，外人难有机会进到书房，即便我们子女要进去，也要征得他同意。”夏书章逝世后，次子夏纪康着手“发掘”父亲的书房。

走过装饰陈旧、光影斑驳的客厅，穿过书稿壁立的过道，恍惚间，如同跌入了时光隧道。推开门，就是夏老的书房。《行政管理学》从第一版到第六版，在书架上一字排开。这是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第一本教材，至今仍是无数青年学子的案头必读书。

前后左右都是各种笔记手稿，“著作等身”“文山书海”已经不能形容外人直面这样一间书房时的震撼感慨。

“在书房里，他总是戴着老花镜，手持放大镜，读书看报，伏案写作。”夏纪康说，父亲多年积累下来的提纲、手稿、参考资料，用对折的旧日历纸、旧杂志封面包起，或装在旧信封、旧文件袋里，分门别类，一摞就是一个专题研究。

从60岁到100岁，夏书章写了44本书，涵盖行政管理、市政管理、高等教育管理、人事管理等诸多领域。

翻开每一版《行政管理学》，序言上都写着：“我们应当为创建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及其普及和提高而继续努力”。夏书章从不生搬硬套外国的行政学理论，始终强调要结合国情去实践。

去新加坡考察访问时，夏书章发现当地市政管理做得很好，就把新加坡的政策、措施写成书，并在课堂上讲授，一边讲最新案例、分享访学观察，一边强调“要学为中用”。

“夏老的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。”夏书章的博士生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邵任薇说，早在30年前，夏书章就提出了“智慧城市”概念，指出城市要有安全可靠的通信网、高度智能的服务，才能让市民生活高效、多姿多彩。如今，预言正在变为现实。

书房中间一排书架的第五层，摆着两版《夏老漫谈》，由杂志上的同名专栏文章结集而成。这一专栏跨越21年，他直至102岁仍在写，从行政学的角度解读经济、政治、教育、卫生、法制等领域的时事热点。

同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大女儿夏纪梅，对父亲的笔耕不辍、治学严谨印象深刻——

94岁的夏书章和91岁的夫人汪淑钧为撰写出版《“金石”家话》《行政奇才周恩来》等书籍，一起蜷在一平方米的狭小书桌前，反复翻查词典。两位老人、4只“老花眼”，有时就为了推敲一个字，在书房的台灯下聚精会神、争论半天。

在书房里，夏纪康还找到了一摞《百年寻梦从头说》的回忆录手稿，用红绳捆紧，足足5斤重。书稿出版于2019年1月，正是夏书章100岁生日前。

夏书章年轻之时，正是国家民族命运风雨飘摇之际，他怀揣“上医医国，其次医人”的理想信念，考入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行政学专业。

“当时选择专业时想的不是什么前途、工资、将来担任什么职务，想的是国家和社会怎么样变革、进步。”夏书章在书里回忆。

1944年，他前往行政学发源地美国深造，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。毕业恰逢抗日战争结束，他立即启程回国，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专业的第一个海归学子。

1947年，夏书章受邀来到中山大学任教。那一年，他28岁，是有名的“娃娃教授”。

因全国院系调整，政治学、行政学等专业停办。这一停，就是30年。当改革开放春雷响动，夏书章立即抓住机会，重建行政学。

1982年1月29日，63岁的夏书章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文章，发出中国当代行政学建设的第一声呼吁——“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”。

花甲之年，他迸发出罕见的生命力：开办师资培训班、编写教材、筹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、给全国的干部讲行政管理……足迹遍布全国。

“他决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、以对工作的满腔热忱来弥补岁月的损失。”夏书章小女儿夏纪慧说。

中国积极争取加入WTO（世界贸易组织）时，80岁的夏书章又开始了新的奔走，将MPA教育引入中国。

“MPA教育的引进，对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关键作用。”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说，如今MPA教育已经覆盖全国300多所高校。

书房中的人生观价值观

书房里，珍藏着一个个“百宝盒”。

所谓“百宝盒”其实是食品包装盒，装着一些“破烂宝贝”：一把已经断了把的剪刀，叠了几层的即冲燕麦片包装袋，老旧破损的放大镜……

拿起燕麦片包装袋，夏纪康思绪万千——这，其实是父亲的钱包。这些年来，父亲每次掏钱包买单，旁边的人都惊讶得瞪大眼睛。

那把损坏的放大镜，夏书章不舍得丢。就是拿着这把放大镜，他埋首窗前，戴着900度的老花镜，一笔一画写下了31万余字的《百年寻梦从头说》。

“饮食有度，作息有序，生活有趣，心中有数”，夏书章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准则。

在公务场合，他总是身姿挺拔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衣着整洁干净，“派头”十足。在生活中，他却丝毫“不讲究”：常穿的背心买自菜市场，破了洞就补补继续穿；用了77年的书桌，重新刷过3次漆，搬了7次家，也不舍得扔；藤椅烂了，拿绳子捆一捆继续坐……

联谊会上，他拿起话筒来两段京剧，高兴起来手舞足蹈；毕业典礼上，他身着大红导师服，手持学术权杖，庄严入场；大草坪旁散步，见到有人踩草坪，就要上前“多管闲事”……

夏书章对时间的“有数”更是到了“吝啬”的程度。

书桌上，有一沓夏书章手绘的“周历”，写着每天的工作安排，时间地点，井井有条。每次给学生上课都要带着小闹钟计时，从不拖堂。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，开会他一定提前到，如果谁迟到，他会当场“生气”。

为什么夏书章对时间总有着紧迫感？

“如果不是改革开放，我无所作为。”在百岁之际，夏书章曾感慨：“作为一个出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的老人，我现在越来越有‘生不逢时老逢时，耄耋欣幸历盛世’之感。”

“常言中年万事休，七十老翁复何求？予今已满九十五，只知‘充电’与‘加油’……”夏纪慧还意外在一个发黄的笔记本里，发现一首夏书章作词、汪淑钧作曲的《白头加油歌》。这首歌写于夏书章95岁生日之际。

谭安奎说，夏老百岁之后还多次向他提出，希望再开一门课，“讲不了完整的课，讲讲专题也可以的”。

出于对夏书章身体的考虑，谭安奎没有答应他。夏书章不甘心，又录了20讲的线上课程，104岁还在线上讲《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》。

人世间的好父亲大先生

在子女的心中，父亲无疑是极好的。

夏纪康记得，晚饭后，父亲通常不会第一时间进入书房，而是常常举行小型音乐会之类的家庭活动。“母亲弹钢琴，父亲哼着小曲，我拉手风琴，到19时30分准时结束，父亲踱回那间小小的书房。”

夏书章和汪淑钧是大学同班同学，学术上结伴而行，生活中琴瑟和鸣。汪淑钧翻译过多本政治学、哲学著作，还与夏书章合著过多本书。

2015年，汪淑钧逝世，夏书章受到了沉重打击。他经常看着老伴的遗像，喃喃自语：“淑钧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早？”可是他忘了，汪淑钧也已是94岁高寿。第二年，97岁的夏书章出版新书《论实干兴邦》，书的扉页上写着：“永远深切思念大学同班四年，结婚七十二载的老伴汪淑钧。”

在子女的眼中，父亲无疑也是极其严格的。

大儿子夏纪真在广东广雅中学读书时，上学要换乘公交车加步行，往往要一个半小时。夏书章一次去广州市区公干，学校派车。夏纪真希望搭个顺风车，却遭到父亲拒绝：“这是公车，别人搭顺风车还可以，你是我儿子，搭我的顺风车就不合适了。”

当夏纪真在航空工业领域取得突出贡献，夏书章当面只说“你不要骄傲自满”，背后却不止一次夸赞：“夏纪真很厉害！”

回忆起父亲，夏纪梅心头暖暖：父亲在读书看报时，看到有关她的教学科研领域的资料，就会仔细地剪贴下来。每次到父亲家，她都会收获一本剪报。

她还珍藏着一张旧日历纸，背面是父亲写给她70岁生日的贺诗：“纪梅古稀今不稀，严冬仍有傲霜枝。”每当孩子们的“逢十”生日，夏书章都会为他们写一首诗——这，是他独有的浪漫。

在这个人世间，他是好父亲，更是大先生。

9月10日我国第40个教师节前夕，夏纪康、张晓穗夫妇和夏纪梅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江苏高邮，代表父亲为孩子们发放“夏书章教育奖助基金”的首笔奖学金，并把在书房整理出的一大箱图书，捐赠给夏书章读过书的高邮市第一小学。

7月28日，夏书章告别仪式在广州举行，没有哀乐，只有钢琴曲《我的祖国》萦绕。

“父亲的一生，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。”夏纪康说，这是自己特意挑选的曲子。选择钢琴曲则是因为母亲很会弹钢琴，“我想，父亲肯定会赞同这样的安排”。

89岁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黄天骥撰写挽联：“智者昌，著书如柱，行政学之父，常见龙翔，振臂炎黄开盛境；仁者寿，爱校如家，康乐园之光，乍惊鹤返，仰天桃李望忠魂。”

在中山大学人事档案馆里，静静躺着一份1956年夏书章手写的《入党志愿书》——

“回想在幼年、少年时期，即深感当时所处的社会不合理，因而早有使社会复得合理些的愿望……自从接触了马列主义，认识了由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，这才使我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走向完全合理的新社会的开路先锋”。

65年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，中山大学的党员学生来到夏书章家中，与他对话。

期颐之年的他声如洪钟：“有信仰的人永远年轻！”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epaper.southcn.com/nfdaily/html/202409/10/content_10111636.html